家豬何時出現？先民如何養豬？去古代看看

發布日期：2020-01-04 08:28:52 來源：互聯網

家豬啥時候出現的、先民咋養豬、古時候豬除了吃還有啥用

豬年尾聲，去古代看看豬啥待遇

很多人知道炒房、炒股、炒幣，甚至是炒鞋。最近在云南，由于當地生豬價格處于全國價格的洼地，一些不法商販，竟然組成“炒豬團”，想盡辦法跨省收豬、販豬、炒豬。由于十分金貴，一些地方的豬甚至過上了“吹空調、住樓房、坐電梯”的生活，成了名副其實的“金豬”。

現代豬如此享福，古代的豬又當如何呢？會不會同豬不同命？在豬年的尾聲，就讓我們跟隨科技日報記者的筆觸，回顧一下幾千年來人類與豬同行的歷史吧。
　　
各地區獨立馴化本地野豬 中國最早的家豬發現于河南

家豬的野生祖先是野豬。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羅運兵介紹，目前國際上一般認為，世界上最早的家豬發現于土耳其的卡耀努等遺址，年代約為距今9000年前。

中國是歐亞大陸家豬6個獨立起源中心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袁靖和羅運兵，通過對中國考古遺址出土的豬骨材料進行骨骼形態的觀察和測量、病理學研究、數量分析、年齡結構統計、考古背景解讀、食性分析、古DNA分析等，確認中國最早的家豬出土于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年代為距今9000年左右。

“我國豬類資源十分豐富，其系統演化也相當完整，多學科的證據表明我國家豬是由全新世的野豬馴化而來的。”羅運兵指出，國際動物考古學界研究初步顯示，豬類馴化有一個跨越上千年的漫長過程。

距今7000年以前，家豬已出現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大量的考古遺址當中。比較研究表明，前仰韶時期，各地區考古遺址的豬群顯現出較鮮明的地域差異，至少整體上可分為南方和北方兩個大類群。這為我國家豬多中心起源提供了較確鑿的動物考古學證據。

羅運兵認為，結合考古學和分子生物學方面的證據，我國豬類馴化可用“本土多中心起源”來概括。它既是本土起源的，同時又是多中心起源的。對我國大部分地區而言，家豬起源道路應該是獨立馴化本地的野豬，但也不排除一些地區直接從外地引進家豬。

5000年前已有豬圈出現 為省飼料古人春夏時節盡量牧豬

豬的飼養方式，一般有放養、圈養以及圈養與放養相結合3種方式。羅運兵認為，馴化初期，估計主要是以放養為主，完全的圈養可能出現較晚。甲骨文中的“家”字，從字形上看，像是房屋下面有一頭豬，其本義可能為飼養家豬的穩定居所，也極可能與專門豢養豬牲有關。

圈養方式起源于何時何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呂鵬介紹，陜西姜寨、半坡，河南西坡，山東北辛、三里河，浙江河姆渡，江蘇龍南等遺址據稱都有圈欄遺跡出土。

考古學家通過對這些圈欄遺跡的大小、結構、包含遺存等進行分析，認為陜西姜寨和半坡遺址的圈欄作為豬圈的可能性較大。這表明豬的圈養方式至晚在距今7000年到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時期已經出現。

漢代，家豬飼養業得到快速發展。漢陽陵東側的叢葬坑中出土了排列密集的彩繪陶豬俑，有公豬和母豬，還有閹割的豬，表征了家豬飼養規模的擴大和選育技術的進步。

呂鵬認為，漢代明顯存在家豬放養和圈養兩種方式。譬如，漢代陶豬圈生動展現了圈養豬的情形，而《史記·平津侯傳》中則記載了漢武帝丞相公孫弘曾“牧豕海上”。

在圈養的情況下，養豬需要飼料，往往與人爭食。所以，古人為了節省飼料，盡量放牧，北魏的賈思勰在《齊民要術》養豬篇中說：“春夏草生，隨時放牧”。同時，盡量利用人所不能利用的農副產品，特別是殘羹冷炙。除了農產品及副產品可以用作飼料之外，野生的植物也可作為飼料，正所謂“豬吃百樣草，飼料不難找”。

除文獻記載之外，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的方法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古人是如何飼養家豬的。呂鵬介紹，研究表明，新石器時代中晚期以來至商周時期，華北與華南地區的古代居民分別把小米的秸稈、谷糠這類谷草和稻米的秸稈、谷糠這類稻草作為家豬的主要飼料，華中地區家豬則既吃谷草又吃稻草。這三個地區家豬的食物來源恰好與新石器時代到商周時期粟作、稻作、粟稻混作農業區區劃一致。

中原地區最愛吃豬肉 豬在商代中期以前是主要祭祀用牲

國人對豬肉的青睞不僅限于今日，而是源遠流長。據呂鵬介紹，賈湖遺址當中豬骨破碎而且數量眾多，佐證了當時人類對豬肉的大量食用。破碎的豬骨，很可能是古人敲骨吸髓所致。大量碎骨的出現，則說明食用量大。

就整個史前時期而言，豬被廣為食用，這在考古上有明顯的體現。“比如，我們對全國300處考古遺址進行統計，均發現有豬骨遺存，豬骨破碎且有明顯的加工和食用的痕跡。”呂鵬說。

豬肉消費有明顯的地域差異。中原地區以豬為主要的肉食資源，隨著家養黃牛和綿羊的傳入，在距今5000—4000年，形成了以豬為主，包括多種家畜的局面，奠定了該地區率先進入文明社會的生業基礎。西北地區的肉食資源，在距今4000年左右齊家文化時期開始了從“以豬為主”向“以綿羊為主”的轉化，草原畜牧和游牧生業方式最終在此地生根發芽。南方地區的古代先民由于優越的野生動植物資源，因此家豬的飼養規模一直保持較低水平。

“養豬兩頭利，吃肉又肥田”。這句農諺告訴我們，養豬不僅可以提供肉食，還能為農業提供肥料。豬糞中氮、磷、鉀含量高且比例適中，肥效全面。而且豬糞是速效肥，可以直接施到地里，適用于各種土壤和作物，不像牛、馬糞要經過發酵才能施用。

“豬身全是寶，一樣扔不了”。在中國古代，豬的價值不僅在于提供肉食、肥料，還有更為深刻的儀式性使用和文化內涵。

“在馴養之初，家豬已在祭祀活動中發揮作用。”呂鵬指出，賈湖遺址中已用家豬下頜作為隨葬品。因其“常畜而易得”“故因其便以尊之”，豬在祭祀當中的“優位”現象一直延續到商代早期的河南偃師商城遺址。

羅運兵對中國史前遺址出土的祭祀用牲的骨骼遺存進行詳細統計發現，豬是史前動物犧牲中出現頻率最高、數量最大的一種動物，這表明豬被廣泛地運用于儀式性活動中，成為獻祭的主要祭品。

商代中期，開始大規模用牛祭祀且多用牛頭，從而完成祭祀用牲由豬優位向牛優位的轉化。至遲到春秋時期，“太牢”(牛、羊、豬的組合)成為官方宗教和儀禮活動中的固定用牲制度，并沿用至清代。

隨著古代經濟的發展，豬的文化內涵日益世俗化。“梳理‘與豬同行’的歷史進程，不難發現，人們的生產技能、生活水平在不斷進步和提高，風俗習慣和文化知識也逐漸變化和豐富。”呂鵬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