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立茂：過去的獸醫實踐對非洲豬瘟防控的啟示

發布日期：2020-01-15 15:21:25 來源：互聯網

2018年8月初，非洲豬瘟在我國首次被報道以來，一年多時間內肆虐全國，對我國養豬業是一場劫難。黨中央、農村農業部、各級獸醫部門、科研機構、養豬企業等做了很多有價值的工作，進行了數不清的嘗試，有些局部成功案例的報道。但是無論依靠生物安全、提高免疫力、中醫中藥，還是預防、“拔牙”、復產，都是戰役級別的小勝。要想取得防控非洲豬瘟戰略勝利還任重道遠，需要做好持久戰的準備。疾病的防控，既有相通相似的，也有各自的特點。上世紀90年代以來，規模化養豬蓬勃發展，我國也開始防控越來越復雜的豬病。回顧以往的一些獸醫實踐，對今天的非洲豬瘟防控有何啟示呢？
 

一、通過特異性免疫預防控制疾病已經進入死胡同

預防接種對保障我國養豬生產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早期防控豬瘟和口蹄疫等疫情都是仰仗疫苗免疫。1993年初，從美國引種時我們帶入了偽狂犬病病毒（PRV）。在陳煥春院士為我們解決問題前我們束手無策。偽狂犬病也成了記憶中最后通過預防接種解決了的問題。1995年之后，隨著附紅細胞體、豬繁殖與呼吸綜合征病毒（PRRSV）、豬圓環病毒（PCV）等的相繼傳入，與支原體、傳染性胸膜肺炎放線桿菌、副嗜血桿菌等狼狽為奸，加上低水平的飼養管理，形成了“復合病因”。豬場發病表現最多的是“16－18周齡墻”或“18－20周齡墻”，豬每生長到這個階段就像撞到墻一樣，會出現復雜的以呼吸系統為主的問題。發病豬場送檢的病料中可以檢測到絕大多數常見病原，如PRRSV、PCV、PRV、支原體等。病原復雜，常規的疫苗接種效果不十分理想，行業內一些專家就發明了“自家苗”，其實應該準確地稱為“自家病理組織苗”。據說當時解決了很多豬場的燃眉之急。人們還是希望有一種一用就靈的絕招來對抗日益嚴重的豬病問題。現在看來，這樣的處理存在違法嫌疑，在商業利益的驅使下，通過“2mL核心技術”控制疾病的流行一直影響到至今的非洲豬瘟防控。很多人現在都還寄希望能有疫苗解決非洲豬瘟防控問題。

做好一次有效的預防接種，應該滿足3個最基本的條件：（1）病毒感染前接種。疫苗毒株的免疫原性肯定低于野毒。競爭性占位必須是在野毒感染之前，給帶毒的豬接種疫苗，就應該看看歐盟委員會對國際知名疫苗企業高管重罰的判詞，給已經感染和疑似感染的動物接種疫苗是犯罪行為。（2）有明確的免疫機理產生中和性抗體。以現在的非洲豬瘟病毒（ASFV）為例，“ASFV不能誘導完全的中和抗體免疫反應，導致無法根據血清型進行分類”（《豬病學》第10版），“其誘導的保護免疫還不清楚”（Neilan等，2004）。目前ASFV能否產生中和抗體我們還不清楚。根據相關專家的研究，非洲豬瘟的候選疫苗毒株在實驗感染后可以持續帶毒。這從安全性角度更加增加了研制非洲豬瘟疫苗的難度。（3）及時產生足夠的抗體。抗體濃度一方面決定于病原。華中農業大學方瑞副教授認為，2011年發生的新型腹瀉就存在病毒的免疫逃避，免疫逃避感染產生的抗體就可能少和沒有。另一方面，就是決定于接種的豬是否免疫健全或者是否存在“免疫抑制”。豬場有時是人為地加重了免疫抑制狀態。超大劑量、頻繁接種疫苗，期望形成免疫干預或者避免野毒干擾，造成了許多免疫抑制疾病和嚴重的問題。

ASFV的致病機理在于感染和摧毀豬的免疫系統，而免疫系統被摧毀或嚴重損傷的情況下產生足夠的中和抗體？至少目前在理論上是一個悖論。在沒有科學實驗和數據支撐的情況下，推廣使用非法的非洲豬瘟假疫苗，本質上和謀財害命沒有區別。

二、“藥物保健”和治療控制疾病，有致命的缺陷和太多的忽悠

“藥物保健”也是被一些別有用心的“神人術士”吹得神乎其神。在第17屆世界豬病大會之后，“綜合征”的概念被傳入。人們認識到綜合征的復雜性，存在病原與宿主、病原與病原、病原與環境之間的復雜互作，很多情況下，病原只是發病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在和病原做斗爭的過程中，人類往往處于下風，企圖完全消滅病原也是不可能的，有提出“不敵其力，則消其勢，而去勢之法，莫如釜底抽薪”，也為各種“藥物保健”提供了理論基礎。意思是殺滅不了病毒，就把細菌、支原體等殺滅，豬群發病就少甚至就不發病了。

“藥物保健”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是有一定意義的，藥物保健是在原來防控疾病思路“加疫苗”的思路下做了減法，減少病原種類，從而減少病原協同致病。在思考問題的邏輯上，面對復雜的病原做減法的思路是正確的。但藥物保健有幾個致命的硬傷。其一就是藥物只能殺滅豬體內的病原微生物（不包括絕大多數病毒）。體內沒有病原微生物豬吃藥干什么？豬體內有了病原微生物，用藥就是治療。從這個角度，建立在“殺滅”基礎上的藥物保健的確是忽悠。其次，不管是飼料加藥還是飲水給藥，都是群體用藥，在豬群中豬有“位次現象”，容易造成比較強壯的豬采食（飲水）過多藥物，而弱小需要“保健”的豬藥量遠遠不夠。非洲豬瘟是一類烈性傳染病，治療是違法行為。治療也是非常被動的。寄希望于治愈非洲豬瘟也是一廂情愿。通過添加物進行豬群免疫調節和提高抵抗力，在面對非洲豬瘟時也多是輔助性的作用。

群體層面治療豬烈性傳染病是非常危險的。如果豬不幸被非洲豬瘟病毒感染，沒有“壯士斷腕”、“刮骨療毒”的決心而優柔寡斷，其結果一定是全軍覆沒。這也就是“沒病不能膽大，有病不能膽小”。

三、 生物安全防控體系也迫切需要與時俱進的科學重建

非洲豬瘟疫情到現在，隨便一個專家都能長篇大論地講防控體系。但生物安全不是口號，必須根據情況具體化。我對生物安全的理解是，為了防止病原微生物進入（或傳出）某群體而建立的完善的、嚴格的、科學的、層次邏輯清晰的可操作系統體系。本質上講生物安全是一種“防御體系”。

生物安全也不是絕招。首先要明確建立生物安全體系的指導思想。“馬其諾防線”為什么不能阻止德軍的進攻？建立在落后思想上的、靜態的、萬無一失、放之四海皆準的體系是不存在的。建立防御體系，我經常比對的是我們的三峽大壩工程。為什么三峽大壩修175米高？因為在成本經濟、生態破環最小的情況下，175米高的大壩結合沿江的防洪設施，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洪水。這里面是典型的體系建設思想。有兩層意思：（1）無論怎樣防非洲豬瘟，最后的目的都是為了正常生產。恰當的設施是必需的，完全不考慮成本是不符合實際的；（2）生物安全必須結合各種其他的措施才能發揮最大的作用。

生物安全如果建立在100%準確操作的基礎上，必定也是有漏洞的。人的操作錯誤難免。真正有作用的生物安全體系一定是科學化、人性化、全覆蓋的。不科學地想當然，違背大多數人的習慣，只要求員工不要求老板的，都是形同虛設。雖然人不可能100%準確，但對全員進行訓練仍然十分有意義。“不訓之師絕不可用”，訓練可以提高員工的操作準確率，更重要的是，訓練可以提高組織紀律性。防控非洲豬瘟級別的生物安全，嚴格的組織紀律很重要。

2007年秋冬，豬口蹄疫在湖北大暴發。湖北某8000頭母豬存欄的供港基地豬場沒有感染豬口蹄疫。豬場負責人介紹了他們的經驗，就是對運豬車的消毒。認為要銷售生豬了，運豬車馬上開到豬場附近再清洗消毒的做法是沒有意義的！應該在距離豬場1公里以外的指定地點清洗消毒，停放24小時后再裝豬上車。看似平常的消毒，什么地方和什么時間消毒是非常有科學內涵的。《養雞與消毒》（橫關正直，農業出版社，1986），其上記錄了一個獸醫檢測的事實，在門口腳踏和手洗消毒后的雞場內外：病原微生物的種類和數量沒有顯著差異！這也提醒我們思考豬場相關措施的有效性，我們既然費心地采取了一項消毒措施，就應該保證其有明確的效果。病毒是有最低感染劑量（閾值）的，降低飼養環境中病毒載量顯然很有意義。非洲豬瘟是接觸傳播為主，所以環境消毒是可以的。我們不能因噎廢食！普通消毒藥殺不死體內的病毒，也不可能進入循環系統，所以飼喂消毒藥也多是江湖郎中的做法。

生物安全最嚴厲的措施是隔離。消毒不是滅菌，就算是消毒過的物品進入生產區，也是達不到防控非洲豬瘟要求的。核心生產區的所有人和物品都必須進行嚴格的隔離。隔離是比消毒更高級別的生物安全措施。陜西的一個現代化規模豬場，飼料塔建在豬舍附近，運料車經常開進生產區添加飼料。雖然進行了最嚴格認真的消毒，老板也親自參與了，但很不幸，豬場還是因非洲豬瘟倒下了。場外的交通工具不能進入生產區，這是最基本的隔離原則，如果這個都保證不了，在非洲豬瘟背景下是很難生存的。生產區應該將所有非生產區的人和物品排除在外！

進入生產區的也會有一些特殊物品，比如飼料、疫苗等不可能完全消毒。如果其中污染了病毒，對豬是非常危險的。因此，防控非洲豬瘟，必需品進生產區要有一個環節，就是進行檢疫和存放，檢測陰性，存放過“安全期”的才能有效保證安全性。另外，檢測也可以評價隔離和消毒前后的工作效果，提供實時的疫情信息。敏感的檢測技術是今后豬場都需要的，并且普檢比只檢測豬群是否感染更有意義。生物安全最基本的單元應該采取“普遍檢測—安全存放—絕對的隔離—科學的消毒”。

防控非洲豬瘟不能蠻干。雖然對病毒的了解還遠遠不夠，防控非洲豬瘟也缺乏必要的實時流行病學信息，缺乏大范圍的聯動，在某種程度上防控也失去了最佳戰機，雖然基于淘汰和緊急處置理念的“拔牙”時機和有效性上仍然值得探討，但無論怎樣，防控非洲豬瘟，應該大量總結和吸取歷史經驗。我們不能重復犯低級錯誤。不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復哀后人也。”。

作者簡介

專家點評

非洲豬瘟給我國生豬產業造成了極大的損失，短期對整個產業負面影響非常大，長期對生豬產業的轉型升級不斷發展是有正面作用的。特別是我們目前防非中已經取得一些階段性的勝利，按照毛主席論持久戰的理論，目前屬于“戰略相持”階段。同時我們要清晰的認識到，我們目前只取得一些戰役級別的勝利，我國養豬人還需尋找取得抗非戰略勝利的良方，本文從“以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的角度，給我們提供了防非的重要思考。在特異性免疫方面，作者從1993年的豬偽狂犬病案例講起，告訴我們豬病病原的復雜性，同時揭示了“自家苗”在解決某些燃眉之急后造成不良的影響，最后提出非洲豬瘟疫苗使用需要十分慎重，需要依據更多的科學實驗和科學數據的支撐，不然是不負責任，相當于謀財害民。在“藥物保健”和治療方面，作者認為，在“加疫苗”的大的歷史疫病防控背景下，通過“藥物保健”減少感染的病原，降低“綜合征”的影響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對于非洲豬瘟等烈性傳染病，群體層面進行治療是非常危險和愚蠢，更需要的是“沒有病時不能膽大，有病了不能膽小”。在生物安全防控體系，作者反對“閉門造車”的專家提出的反人類的所謂“高大上”的非瘟防控生物安全體系，需要重視“科學化、人性化、全覆蓋”，“隔離”在整個生物安全體系建設中也非常重要，做好“普遍檢疫—安全存放—絕對的隔離—科學的消毒”這一基本單元，為非瘟的生物安全防控體系的建設十分必要。作者通過深入淺出的介紹方式，詳實的陳述而又獨特的切入點，告訴了我們如何取得非瘟防控戰略勝利的一些良方，值得養豬人學習思考。